圆明园的历史边缘

海清清

　　１９２０年的一天，一个西方人走进圆明园西洋楼附近。这里破败不堪，到处都横躺着断裂的巨大雕花石柱。就在满地乱石的荒地上，还有一个中国男人正在拉着石磙压粮食。他架起相机将中国男子的形象记录了下来，并且还洋腔洋调地记录下了那个人的中文名字“陆元淳”。
　　
　　陆元淳是当时住在西洋楼附近唯一的中国人。这个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的中国农民，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辗转来到这里，在无人管理的园子里拆房、开荒、种地……
　　
　　在陆元淳之后，陆陆续续有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来的移民来此定居。此外，还有前清太监和前清旗民。
　　
　　圆明园自１８６０年１０月遭遇了“火劫”、“财劫”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又先后遭遇了“木劫”和“石劫”——北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一点一点地从圆明园的废墟上拆走了可资利用的木材和石材。陆元淳们的到来又开始让圆明园遭遇“土劫”——人们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荒种地，取土伐林。
　　
　　面目全非
　　
　　就在陆元淳们在此安居了十几年后，又有一大批异乡人涌入圆明园。８年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这片无人管理的山林，成为来自华东、华北附近的饥民的“乐土”。
　　
　　王国安一家就是那时搬进圆明园的。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建立行政村，王国安和移民们才在这片园子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圆明园成为行政村后，王国安还当过３０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目睹了圆明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
　　
　　最先变化的是通往圆明园的御道。这条风姿绰约的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中间石块砌成、两侧垂柳曳地的白颐路相汇，直入西郊苑囿。御道两边是流水和随风摇曳的荷花——文人称它们“丹棱”。上世纪５０年代，白颐路的石块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旁的柳树也被砍下，替换成了杨树。
　　
　　１９５６年以后，园林局征购了圆明园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到１９６１年，园内植树７２万株。然而３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百姓涌进这里。圆明园村、挂甲屯、福缘门村里住满了外地人。在王国安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圆明园村干净整齐、甚至没人往地上乱扔一片纸。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还会继续下去。
　　
　　惊蛰年代
　　
　　后来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园林局高级工程师赵光华在“文革”期间来过圆明园，他发现北京海淀周围各大院校的师生都到圆明园改造世界观来了。圆明园里除了学农的稻田，还有学工的工厂、学军的射击场。
　　
　　在这里，他目睹了北大师生改造“绿满轩”和“畅和堂”两座岛屿的“壮举”：在生产队的指挥下，几十位北大教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用大绳和撬棍，把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的土全部填入水中，造出了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农田。
　　
　　１９７０年，全民“备战备荒”时，人们不仅拆除了数千米的园墙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连根拔起，统统拉走去修防空洞。防空洞刚建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兴起。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７年，厂房和生活区用地就砍光了９０％的林地，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种下的几十万株林木万劫不复。
　　
　　１９７６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又过了一年，诗人来了。
　　
　　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和从白洋淀插队返京不久的姜世伟走进园子。以他们创刊不久的诗刊《今天》的名义，在废墟上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在这里赋诗饮酒，思索辩论。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两位废墟上的启蒙者时，称他们北岛、芒克。
　　
　　朦胧派诗人挑选的诵诗地点，是一片荒地。这批“文革”结束后最先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体系的先觉者，跨越了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一步进入“废墟”的境界——整个社会尚处在废墟状态。他们选中这片“废墟”还具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中华帝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崩塌的时代，这个曾是中华无上荣光的园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随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陨坑。
　　
　　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１９７９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８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０年，圆明园管理处统计的结果显示，园内有７个生产队，２７０户、２０００多口人形成２０多个聚居点。
　　
　　１９８１年，来自台湾的学者汪荣祖站在圆明园这个旧时帝国的中枢，“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１５０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此后，汪荣祖就各处查找与圆明园有关的点滴。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１９９１年，觉得有了足够的信心，才着手撰写《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如果说隔海关注的汪荣祖是近亲，那么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魏开肇就是圆明园的近邻了。他在圆明园附园住了３８年。
　　
　　每次到圆明园散步，魏开肇都满怀愁绪：前湖和外朝区，本是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殿，九州清晏以及长春仙馆遗址。现在前湖南岸却是残破的煤厂工棚和土堆、煤堆。煤厂东边的正大光明殿则是一大片杂乱无章、专供外来人口居住的简易平房。煤厂西面是一堆生活废弃物。
　　
　　圆明园的破坏毕竟是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前几代人的坟头就在后湖北岸的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三个景点的山巅，乾隆抒发“凌空俯瞰，一碧万顷，不啻胸吞云梦”情怀的胜境变成了乱坟岗。
　　
　　重新被记起
　　
　　１９８９年秋天，２６岁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辞去画廊顾问的工作，在正对着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５号租了一间８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
　　
　　像郭新平这样在福缘门村租房的，还有八九个人。福缘门村声势浩大的时候，进驻了２００多位画家，使福缘门村成为西方前卫艺术寻访者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访之地。
　　
　　画家们从圆明园北墙的铁丝网中钻进园子，在废墟上写生、散步，就像在自己的后院儿。他们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着西洋图案的圆明园汉白玉石墩，面前当成饭桌的台子就是雕花长柱。在村庄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间，就连猪都享用圆明园石刻石料围成的猪圈。
　　
　　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西方艺术界知名度的提高，无论媒体还是画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容貌庄重起来，各种意义也随之而来。
　　
　　１９９５年，画家们被当作外来人口迁出西村。围绕圆明园的各种争论——爱国主义、国耻、雪耻、民族象征、历史意义，都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地争辩或统一过认识，但是作为“真身”的圆明园，还承受着各种污染和喧嚣。
　　
　　１９９８年，当魏开肇在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联合举办的“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西园粪场和煤厂的现状时，还有学者认为，纪念圆明园就要保持它的荒废现状。也正是这次大争辩，才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把圆明园真正带入中国人的视野。
　　
　　

张显明

野荭

原来被摧残的圆明圆还有这样一段波折的经历。让人无语，让人无奈。{:14_10:}